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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发布时间:2019-10-09 15:57:49

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内容提要: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方针,才能为香港带来清晰的未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围绕香港政改问题的纷争和由此引发的非法“占中”行动,实质是管治权之争。中国政府对来自香港的威胁不会置之不理。任何试图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和特殊条件来改变内地体制的行为,只会贻害香港,是置广大香港人的利益和命运于不顾。

回归17年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一种适当的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香港大多数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见是要和内地继续发展经济合作。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对港政策,离不开香港和内地的良好关系。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香港未来的民主道路。

刘兆佳:我一向主张从香港的独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现象,包括香港的民主发展。认识香港的民主发展不但要着眼现实,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香港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和英国的关系、香港的历史背景和香港内部政治势力的对比。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辨析香港的民主化道路,认识它的独特性;也才能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不能解释香港的民主化现象,其他社会的民主发展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于香港。

刘兆佳:纵观香港数十年的民主化道路,其民主发展来源于一些独特的因素和动力,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生,拥有它独一无二的变化规律,所以呈现具有本身特色的民主形态与运作模式。

香港的民主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因是香港前途问题的出现。当时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在1997年后的政治安排展开谈判,香港将面对从英国殖民地到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身份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变迁。在此之前,英国人在香港一方面实施开明的怀柔管治,包括尊重法治、人权和自由,保护私有产权,有限职能政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另一方面将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在回归问题出现前,英国人因为没有“撤退”的需要,从未在香港启动民主化计划,反而尽可能隐瞒真相。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论是出于反对殖民主义或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力,香港都没有出现过强大的民主运动。在香港,政治学关于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发展的理论完全不适用,民主化没有伴随自由化而发生。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乍现,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也随之启动。但由于缺乏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公民团体来推动民主,香港人虽然民主诉求上升,香港的民主进程却只能由中英两国来主导。英国人为了稳定香港人对殖民政府的支持,从而实现“光荣撤退”,在回归前十几年加大了怀柔管治的开明度,包括开启所谓民主改革。中国政府认为,香港在结束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能有一个民主程度更高的政治体制,将是香港人和内地同胞乐见的事,同时也彰显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新的政治权利和当家做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民主化只能配合和促进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融洽相处,特别是要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显然,中国政府的这个目标是英国人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中英双方对香港民主化的内涵、目标、规模和速度有着严重且不可弥合的分歧。

在香港人中,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和忧虑,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建制派,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从两国政府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上。在声称为香港争取最大的“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两派势力之间展开了权力争夺。

刘兆佳:是。他们的权力争夺以及与中英政府复杂的政治互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的民主化过程。这个过程迄今尚未完结,还在跌宕起伏中持续,不断造成社会的分化和内耗,损害香港的稳定与发展。

刘兆佳:直观的看,这场政治风波,是各方政治势力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展开的激烈政治较量。背后的问题,关涉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路向选择、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以及一国两制下国家和香港的政治、经济利益。

刘兆佳:香港学界很多人,尤其年轻一辈,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他们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民主政体,实行一人一票选举、政党轮替执政。他们甚至希望,香港的西式民主实践能够拉动中国的民主发展,使香港成为中国走向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即便西方民主最终只能在香港植根,也至少可以让香港发展为独立政治实体,达到完全自治,在一国两制下发挥“民主抗共”的作用。

这样的立场是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势力坚决反对的。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从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民主改革,强调要服从大局,民主政治只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达致其目标的手段。即便作为目标,民主化发展也不能凌驾于其他重要目标之上,不能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破坏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蜕变为“反共基地”或“颠覆基地”,让境外反华势力有机可乘。以此为故,香港特区政权绝不能落入与中央对抗的人手中。

玛雅:这对反对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既然他们想要香港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就一定要将中央政府置于特区门外,以免干预香港事务,那香港的管治权就必须由他们来执掌。

刘兆佳:反对派中有些人相信,香港回归并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推行民主政治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种急迫感的驱使下,这些人在接受香港回归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承诺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在他们“民主回归”大旗背后,当然是想成为回归后香港管治者的“雄心”,希望“九七”能为他们带来执掌政权的机会。

反对派民主改革的立场甚为具体,争取的决心也很大。但是在推动民主化和香港的经济社会改革上,他们的主张却颇为空泛和模糊。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夺取管治权更重要;唯有权力在手,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才可能实现。为此,他们视中央政府为对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压,同时与建制派争夺权力,形成尖锐对立。

基本立场南辕北辙,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势力难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会各界在回归后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以致政治冲突连续不断。各方争斗不休的一个后果,是一套颇为复杂和臃肿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在这种恶劣、紧张的政治环境中,不但特区的管治效能被削弱,稳定和发展受损,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崎岖不平、前景不明。

刘兆佳:不论“占中”最终结果如何,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远未完结,与其相关的政治冲突会延续不断。这意味着,香港在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探求民主的道路注定是艰辛和曲折的,而其“终点”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对于追求民主政治的人来说,维持理性、耐心和包容共济的精神十分重要。事实上,香港政治的未来,必须通过中央与香港人的共同探讨,来找寻在一国两制下对国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民主发展路向,找到一种切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改革方案。这种探索过程将是漫长的,甚至是相当痛苦的,最后结局未必对所有人都是最理想的,但却对减少分歧和摩擦,以至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有正面意义。

刘兆佳:我认为,一国两制基本成功。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来处理台湾问题。由于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就把这个构思稍加改变,用于香港。当时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与中华民族的荣辱息息相关。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对新界为期99年的租约到期,就要把新界交还中国。而交还新界,就意味着交还整个香港,因为离开了新界,香港和九龙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认为,1997年是合适的时机。那个时候不收回香港,往后恐怕更困难。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邓小平的说法,他就成了“李鸿章第二”,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所以,中国决定收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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